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生平和代表作

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所著的名篇佳作有‘三吏三别’，《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岳阳楼》。

有人说，如果把杜甫中年至他死去时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记录整个“安史之乱”的史书。如果把杜甫一生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见证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

这种说法毫不夸张，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对当时历史现象的记录，往往比官方的唐史更加详细，更加真实。

杜甫的写作成就于安史之乱，没有安史之乱，他可能也就是个二流诗人。杜甫被迫走进安史之乱，将周身的感觉器官全部打开，记录下自己的颠沛经验，将自己的文字提升到日月精华的程度，同时解除了王维式的语言洁癖，靠近、接触、包纳万有。

要读懂唐朝，先要读懂安史之乱。 这场战乱，结束了盛唐的神话，百年帝国从此走上下坡路，一去不回头。往昔的繁华，成为回忆;战争的创伤，成为唐人难以治愈的心灵之痛。

【安史之乱前】
公元712年（壬子年）杜甫降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南瑶湾村。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 杜甫曾祖父杜依艺由湖北襄阳赴任巩县县令，举家迁入巩县。自杜审言至其父杜闲，再到杜甫，杜氏在巩县已是四代八十五年。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安史之乱后】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