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诗人杜甫如何记录“安史之乱”所带来的苦难

杜甫是和李白齐名的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的传奇色彩和曲折荣辱，是大唐帝国的盛极而衰的真实写照。他少年时期，曾发出“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就如同兴盛的大唐王朝一样怀揣着巅峰盛世的梦想。他幸运地亲眼见证了整个大唐的开元盛世，又不幸地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天旋地转。他一生颠沛流离，饱受盛世之中仕途功名的艰难和乱世之中国破家亡的痛苦。在盛世，他没有升斗小民的自豪与幸福。在乱世，他也没有治乱兴亡的仕途与道路。但是却留下了上千首见证历史的诗篇，被后人称为“诗圣”。

有人说，如果把杜甫中年至他死去时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记录整个“安史之乱”的史书。如果把杜甫一生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见证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这种说法毫不夸张，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对当时历史现象的记录，往往比官方的唐史更加详细，更加真实。

一、命途多舛，亲身经历盛世的衰落

公元755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从此以后，大唐盛世一去不返。这场叛乱由羯人安禄山、史思明发起，以奚、契丹族游民为主力。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守关将军、唐军副元帅哥舒翰被捉后投降了安禄山。大军压境，长安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唐玄宗匆忙向蜀地逃亡，太子李亨（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位。当时，正在鄜州羌村(在今陕西富县南)的杜甫闻知后即刻启程，试图北上延州(今陕西延安)，经芦子关奔赴灵武，投效唐肃宗。杜甫先是5月间带家人从奉先出发，想逃到白水，临行之前，他的小儿子饿死了。他伤心欲绝，追忆长安十年的感受和儿子饿死期间的沿途见闻，写下了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这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名篇。杜甫在诗中所表达的并不是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前夕他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当时大唐王朝的盛世阴霾下陕川河南地区所有老百姓的连沛流离与衰亡之象。他的忧国、忧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思想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尖锐的社会矛盾。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是被世人公认的历史的见证。

杜甫在逃往的路上被安禄山的叛军俘获。此时的杜甫正四十五岁。被俘后，杜甫没有投降，也没有认命。《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叛军将杜甫押解至长安，却因为杜甫并无官职，没有被叛军下狱，而仅仅将杜甫作为充实京城的“贱民”。纵然如此，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目睹了唐军的兵强马壮，强盛的士气，写下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乾元元年六月，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八月，同郭子仪等将步骑二十万讨安庆绪。在关中长安，唐军西以陇西关为限，东以函谷关为界，与安禄山叛军展开大战。杜甫的这首诗记录了唐军将士“万马救中原”奋勇作战的威猛和李嗣业指挥有方，作战有序，赞扬了其将帅之才，表现出对唐军收复失地期许的强烈之情。

二、辗转流离，亲历战场，用诗歌记录历史

沦陷的长安已经全无昔日的繁华。从当年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到而今的“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从昔日的“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到现在的”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这一切都宛如一场来不及挽留的盛世大梦。

杜甫不堪这种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终于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以自己衰朽老弱的残躯从叛军中逃了出来。这一路上，他亲历战场，辗转流离，亲眼看到大好的河山如何被叛军践踏，无辜的百姓如何被叛军蹂躏。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他用诗歌记录下了他在安史之乱中观察到了一切。其中的《春望》，《哀江头》等篇，真实地描绘了被叛军洗劫后的长安城一片凋零的景象：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当年繁华如梦的长安城，在杜甫的诗歌下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垂暮的老人，在一片残垣断壁中苟延残喘，仿佛伴着大唐帝国最后一丝荣耀走向生命的终点。这些都被杜甫用一笔一笔地记录了下来，他没有一线虚伪与夸张，没有一点迎奉与装饰。他只是一个见证者，一个记录者。记录着一点一点消失的辉煌，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不幸和历史的伤痕。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从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出，直奔凤翔，此时的唐肃宗正在凤翔行宫。逃亡的路上充满艰难和危险，因为叛军的部队正分布在周围。杜甫不敢走大道，只好抄山林间崎岖小路行走。几经艰险，终于逃到了凤翔。这时的杜甫，衣袖残破，捉襟见肘，穿着一双不成样子的麻鞋。唐肃宗被杜甫的忠诚感动，在这年五月十六日，将从八品的左拾遗一职授予杜甫。在这一路上的逃亡之中，杜甫写下了《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从事一个闲职。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以排忧遣闷。在这期间，他写下了《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三、晚年漂泊无依，用诗歌记录战乱中的百姓生活

杜甫晚年的仕途之路，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贬再贬。迫于生计，他流落江湖，亲眼见证了战乱中百姓们的生活。乾元元年（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寻找亲人。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公元758年，为平息安史之乱，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安庆绪所占的邺郡。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逆转，在敌人两面夹击之下，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公元759年（乾元二年）春，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些酷吏为补充兵力四处抓壮丁的现象引起诗人感情上的强烈震动。他在由新安县西行途中，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这是他亲眼所见的事情。他把这件事写成了五言古诗，让后人对当时的酷吏虐民的惨景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人间的历史。这种记录没有偏颇，没有修饰。他仿佛是一台时光机，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大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他终其一生，为后人留下了1400多首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创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到结束的8年时间里。他用他的诗歌记录下了整个安史之乱的过程，以及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就像是一位“战地记者”，亲眼见证每一个历史细节，并把它们还原出来。